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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幫”炮制《三上桃峰》事件黑幕
   www.inwuln.live        發布者:admin  發布時間:2008-4-3

  1966年春,山西省晉中地區晉劇團,根據1965年7月25日《人民日報》刊登的一篇通訊報道《一匹馬》改編,講“四清”時河北省撫寧縣某大隊,賣了—匹病馬,支書知道后將病馬贖回,并用好馬支援友隊春耕。這是發揚共產主義風格的真人真事。劇團據此情節編演了一出山西梆子現代戲,初稿名叫《—代新風》。開始時,是由許石青和張正申執筆,初演后受到好評。當時我在山西省文化局分管戲劇工作,曾在劇本創作中提過些修改意見,后來又派省里戲劇創作干部楊孟衡參加,由他們三個人共同修改劇本,改名為《三下桃園》,并在我主編的《火花》戲劇專刊上發表,各地爭相上演。文化大革命開始后,此劇就停演了。到了1973年,柳林縣晉劇團將《三下桃園》再做修改,易名《三上桃峰》,加上了農業學大寨的內容,仍由許石青執筆。

  當時,山西省話劇團正下放到呂梁地區,話劇團的方彥等同志也參加了修改。該劇在各地演出時,我正被結合到山西省文化局革委會,還是分管戲劇工作,就將劇團調到太原來演出,也受到領導和各界的好評。因為文化大革命開始后,觀眾只能看幾個“樣板戲”,忽然有了新劇目,大家感到新鮮。這時,正趕上中央文化組要在1974年舉行華北地區戲劇調演,再加上西安電影制片廠要將《三上桃峰》拍成電影,選中了山西省晉劇院這批演員,經研究決定將此劇拿回省里修改,準備代表山西省參加在北京舉行的華北地區調演,同時拍成電影。

  開始時,由楊孟衡執筆修改,后又調許石青來太原參加,許石青與楊孟衡意見不一致,就退出去了。這時修改,我提出將《三上桃峰》的時代背景從“四清”農業學大寨,提前到1958年的人民公社時期。當時,作者和劇團有些同志都認為在山西刪去農業學大寨不妥,我堅持認為故事發生在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年代,更能體現發揚共產主義風格和大公無私的精神,其實也是受了“左”的思想影響(并非“初瀾”文章中所講的改年代背景是別有用心的)。這樣修改演出后,接受同行與各界審查,在政治上沒提出任何意見,省里領導審查也沒提出異議。當時,中央文化組“四人幫”的干將于會泳還派專人來太原審查過此劇,也認為很好,更沒有提出任何政治內容方面的意見,并同意去北京參加調演。

  1974年1月初由我率領山西省晉劇院《三上桃峰》劇組赴京參加華北地區調演,省文化局長蘆夢同志親自赴京坐陣。開始,在北京二七劇場帶音樂連排時,特意邀請中央和北京市部分文藝界知名人士觀看,也受到了贊賞。第二天,也就是1974年1月23日,晉劇《三上桃峰》在二七劇場彩排,請中央文化組領導及首都文藝界和在京的山西同鄉觀看審查。這一晚的演出,演職員個個盡心盡力,劇場效果特別好。只是,坐在首長席上的“四人幫”在文化組的干將于會泳及其親信,卻無動于衷,始終鐵青面孔鐵青,大幕剛剛落下,一言不發就扭頭走出劇場。當時,我心里咯噔打了一個問號,只覺得這幫家伙盛氣凌人,架子太大,不尊重臺上演職員的勞動,不上臺接見可以理解,連個招呼也不打一聲,就氣呼呼地走了,實在不近人情。誰料想,這里邊隱藏著一個大陰謀。

  后來據有關知情人向我透露:這伙“四人幫”的干將回到調演總部西苑旅社,就在小會議室開秘密會議,陰謀發動一場政治風暴。原來在揭批《三上桃峰》之前,中央文革小組已布置動員全面開展“批林批孔”運動。據說,林彪事件后,毛主席、黨中央解放了大批老同志出來工作,“四人幫”為了達到其篡黨奪權的目的,正挖空心思地在各處尋找所謂“反革命復辟”的具體事例作為突破口。因《三上桃峰》是根據《三下桃園》修改的戲,河北省撫寧縣的桃園大隊曾是王光美同志蹲點搞“四清”的地方,推廣過“桃園經驗”。“四人幫”牽強附會地抓住“桃園”兩字大做文章,硬跟王光美同志聯系起來,大肆誣陷《三上桃峰》是給王光美樹碑立傳、為劉少奇翻案,認為這一下可抓住反革命復辟的典型事例了。

  還據說,于會泳等看了《三上桃峰》彩排后,連夜給江青寫了一份《關于晉劇〈三上桃峰〉情況的報告》,并組織了一個秘密調查組,赴撫寧縣查清所謂反革命事件的來龍去脈。2月1日,江青就拿著于會泳的報告指示說:“以評論文章和座談會形式進行批判。”2月6日,于會泳等人急忙擬定了《批判〈三上桃峰〉的初步計劃》。

  1974年2月7日夜里,中央文化組突然在西苑旅社的中樓小會議室召集各演出代表團負責人開會,山西由蘆夢和我參加。會上,“四人幫”的干將于會泳等人代表中央文革小組江青、張春橋等聲色俱厲地宣布《三上桃峰》是為劉少奇翻案的大毒草,命令蘆夢和我立即回去向劇團全體人員宣布,傳達中央文革的決定。并讓我倆負責保證全團人員的政治思想工作,發動群眾深入揭發批判;并再三宣稱責任不在下邊,還聲稱中央文革江青、張春橋已命令山西省常委全體進北京開會。當時,確實給我和蘆夢同志當頭一棒,蘆夢同志患有高血壓病,嚇得頭昏得支持不住了,我勉強地聽著。會上,還宣布決定:《三上桃峰》立即停止公演,改為內部演出供大家批判。

  2月8日下午,于會泳等“四人幫”干將就召集了在北京的四個“樣板團”和參加華北調演的各省、市代表團部分成員一百多人參加的揭批大會,會上每人發了一份事先打印好的《關于揭發批判毒草戲〈三上桃峰〉的情況簡報》,于會泳說:“這個戲是文藝黑線回潮的典型,黑論皆備,五毒俱全。”會后,還派人到山西代表團駐地威脅說:“上演《三上桃峰》是政治事件,不是一出戲的問題,沒這么簡單,完不了的!”并動員號召大家揭發。2月9日在北京展覽館召開了由中直文藝單位和各代表團共兩千多人參加的批斗大會,接連開了兩天,給《三上桃峰》安上“十大罪狀”。

  《三上桃峰》被宣布為大毒草后,在參加調演的各演出團的駐地西苑旅社的滿院、滿樓和飯廳里立即出現了鋪天蓋地的大字報。開始都是泛泛地批判,后來,北京電影制片廠的導演××(我在延安魯藝的老同學)說:“我到山西時,在胡正同志的家里曾親口對賈克說:‘文革’中北京早已揭發《人民日報》發表的《一匹馬》報道是歌頌王光美桃園經驗、給劉少奇翻案的。賈克明明知道此事內幕,偏要帶到北京演出。”××的揭發使《三上桃峰》事件的性質變了,變成明知是為劉少奇翻案,還故意拿到北京來演出的現行反革命活動。××的所謂“揭發證明”立即引起爆炸性的轟動,更引起“四人幫”及其在文化組的干將們的重視,從無意變成故意了。實際上,我從來沒有在胡正同志家里聽××說過此話,胡正同志寫材料也證明從來沒有聽××說過。后來在揭批中,有人又貼大字報揭發我曾說過:“要不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個戲早就紅了。”還揭發當時有人反對演《三上桃峰》,而我說:“別的戲不上行,《三上桃峰》不上不行”,甚至說“是毒草也要演”。還有人揭發我說:“這個戲好就好在突破了樣板戲的框框。”這些具體揭發前后對照,更加補充了××的誣陷,使有意為劉少奇翻案進一步成為鐵證。因此,北京展覽館批斗大會上揭批發言的調門越提越高了,罪名越來越大。

  在華北調演閉幕大會上,于會泳等干將又說:“這出戲不是一般文藝問題,而是階級斗爭、路線斗爭的一個集中反映,是社會翻案風和黑線回潮的突出表現,是同國際上階級敵人的反華、反共、反革命逆流遙相呼應。”調演結束后,各代表團都離京了,只留下山西代表團在京繼續深入揭發批判。1974年2月28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由中央文化組寫作班子以初瀾名義寫的《評晉劇〈三上桃峰〉》,據說這篇文章經姚文元修改了十一處,姚文元批道:“這個戲的炮制者完全站在地、富、反、壞、右的立場上。”還有一句:“三上”被揭露了,會不會搞“四上”、“五上”呢?值得我們深思。此文一經發表,將《三上桃峰》事件推向全國,立即在各地掀起一場揭批所謂大毒草《三上桃峰》的政治運動。國外也在報道此事。據后來有人統計,全國28個省、市,32家報刊,包括《參考消息》轉載了這篇文章,影響之大,可見一斑。

  由于性質變了,就追查我在山西的后臺———山西省委書記謝振華,還要追查謝振華在中央的后臺。當時,“四人幫”提出的口號定性為:有組織、有計劃、有預謀地為劉少奇翻案,將我這個“炮制者”作為重點審查對象。當時,為了避嫌已經沒有人敢理我,在北京批判大會后,許多同行和多年共同戰斗過的老戰友們都躲著我走,即使迎面碰見也假裝不認識了。我也不思茶飯,深感冤枉。可是,西苑旅社有位老服務員,不時進屋來,悄悄安慰我,讓我想開點,保重身子骨,將來準有重見天日的時候。這種深情厚誼,深深感動著我。演出團在北京,白天揭發批判,晚上被迫演出。已經被宣布是為劉少奇翻案的大毒草,還要讓活生生的演員上臺演出供批判。因之,人人心情沉重,演青蘭的王愛愛同志當場昏倒在臺上,進行搶救,臺上臺下一片唏噓,甚至痛哭流涕,演出只好草草收場。我當時,心如刀絞,痛苦萬狀。

  事后,江青于3月8日國際婦女節晚,身穿軍裝,帶領張春橋、姚文元等人,突然接見山西演出團全體演職員,進行所謂的“安慰”,并假惺惺地說:“要保護好群眾的革命積極性,讓大家深入揭批。”還說:“我要找謝振華算賬,我今天穿上軍裝來,就是要炮轟謝振華的。”事后,我還聽說,江青問:“那個炮制者叫‘什么克’?”當時,江青沒有把我和當年在延安魯迅藝術學院的賈克聯系起來。1938年春,我在延安魯藝學習時是戲劇系二班的生活班長,江青是教員。當時,魯藝演了兩出戲,一個是王震之編導的話劇《流寇隊長》,江青飾“大紅鞋”;另一出是根據京劇《打漁殺家》改編的《江漢漁歌》,江青飾桂英兒。這兩出戲的演出,我都擔任后臺主任,校方另給我的任務是準備一把小茶壺,在下場門等著江青下場后飲水。當時,江青不叫我名字只喊我小鬼。1944年我又回延安以及全國解放后我在北京工作時,再沒與她打過交道,所以,江青沒把這個叫“什么克”的炮制者,跟當年在魯藝時的小鬼聯系起來,否則,我也難逃活命,因為她知道我在延安魯藝時了解她的許多情況。

  在北京批斗十余次后,即轉回山西。火車一進娘子關,沿途大小村莊及火車站都貼滿了“大毒草《三上桃峰》是為劉少奇翻案”的大字報。當時,“四人幫”將《三上桃峰》分別定為:“炮制者”是我,謝振華是“批準者”,“支持者”是王大任、蘆夢、李蒙。其實謝振華同志從來沒有看過省晉劇院演出的《三上桃峰》,只是下鄉時看過縣劇團移植的同名劇目,劇情也早忘掉了。王大任同志是分管文教的書記,也只看過一次,確實說過:“一滴水可以看見太陽”的話。而李蒙和蘆夢同志則是省文教組和省文化局的領導,也被牽連進去了。

  回到太原后,作為“炮制者”的我,立即被隔離審查,并在省城文藝界的各單位輪流批斗,上下午兩場,連續20多天。這時,除了為劉少奇翻案的罪行外,另一條罪狀就是反對“農業學大寨”和反大寨。原山西省委對此政治事件發了文件,由原省委宣傳部領導口頭向我宣布:停止我黨內外一切職務,接受審查批判,停止黨內生活,不準參加社會活動和會議,不準閱讀黨內文件,不準用真名發表作品等。后來,王大任同志批準我下工廠鍛煉,我就到山西針織廠工會。其間,我給業余劇團寫了獨幕話劇《金鳳高飛》,演出時就用的假名字。

  《三上桃峰》事件發生后,山西及至全國各地在初瀾的文章煽動下,都掀起了批判《三上桃峰》的熱潮,文藝作品凡是跟馬和牛沾點邊的都受到株連,凡上演過《三上桃峰》劇團(呂梁柳林晉劇團首當其沖)的團長、支書、作者和文化局長等都遭到批斗,有的甚至遭到嚴刑拷打,下放回鄉。就連看過演出該劇的觀眾都要檢討,還有凡請過劇團演出該劇的經手人和批準的領導都要受到處分。連我的子女和侄女都在學校遭到批斗和毒打;兒子十五歲時,在學校忍受不了欺辱,就下鄉插隊,到了農村在知青點上仍受到歧視、欺負。株連之廣,在全國各類政治事件中是罕見的。

  就在我被隔離審查和接受輪流批斗的同時,又有一起事件發生了。1973年,曾在忻州地區文化部門工作過的趙云龍同志調到省創作室時,帶來一篇他自己寫的論文,觀點是:認為“社會主義文藝創作的根本任務是塑造英雄人物的論點欠妥當”。當時,省里正在召開文藝理論座談會,他將已在忻州文化局打印好的論文,在會上散發,并要求在座談會上討論。我主持的座談會,認為趙云龍的論點值得研討,就向省委寫了請示報告,當時省委分管文教工作的張平化書記書面批示:“作為思想認識問題,要和風細雨地展開理論爭鳴”。根據這個指示精神,在一次有二十幾位從事文藝理論工作的同志參加的會上,用半天時間專門研討了趙云龍的論文,趙云龍同志在會上也做了發言。會后,只作為學術理論問題研討,沒做任何處理。當時,在那極左年代,這樣做是很不容易的。不料,事隔多時,《三上桃峰》被定成為劉少奇翻案的反革命大毒草時,“四人幫”認為趙云龍的這篇理論文章是《三上桃峰》的反革命理論基礎。《三上桃峰》劇組回到太原,在我被隔離后,由省文化局革委會召集的一次專門批判趙云龍的批斗會上,有人引證“四人幫”無限上綱上線的話說:“這篇文章的矛頭是指向江青的。”因為江青在《部隊文藝座談會》上說過:“社會主義文藝創作的根本任務是塑造英雄人物”。這樣,趙云龍的論點就成為政治問題了。當時,趙云龍同志一時想不開就自殺了。趙云龍是《三上桃峰》政治事件中,由“四人幫”迫害致死的受害人。

  “四人幫”垮臺后,我在電視上看到王光美同志出現在屏幕上,心想:“王大姐,你都解放了,而我這個無意為你樹碑立傳和為劉少奇同志翻案的炮制者還在靠邊掛著,沒有平反呢!”于是,我便向原省委宣傳部領導提出要求上北京去揭批“四人幫”。可是,得到的回答是:“不能去,你若去就是告省委。”后來,我只好于1978年初,寫了要求平反的申訴書,讓我老伴力新秘密送到了北京,找到了當時任中央文化部副部長的賀敬之同志。賀敬之同志說:“……給《三上桃峰》平反,在山西就有阻力。”他指的雖然不是給劉少奇翻案的戲,而有的領導卻認為是反農業學大寨的。說起來,確實是我讓作者將柳林晉劇團的《三上桃峰》劇中農業學大寨的背景修改成人民公社時代。我當時也不知道謝振華同志與陳永貴同志之間的微妙關系。于是,我的申訴要求平反的報告中,還檢討了不表現農業學大寨,并非有意反大寨。后來,由賀敬之同志將該報告轉交給當時主持黨中央工作的胡耀邦同志。

  1977年11月4日,中共山西省委做出了決定:在《三上桃峰》事件中受牽連的趙云龍同志是被“四人幫”在文化部的親信于會泳迫害致死,給予平反,并舉行了趙云龍同志的骨灰安放儀式。

  1978年8月5日,中共山西省委也給中央寫了報告:要求給在批判《三上桃峰》時受到牽連的一些同志平反。

  當時,中央文化部已經專門成立了審查“初瀾”寫作班子的專案組,經過認真核查,黨中央批發了中共中央為《三上桃峰》平反的52號文件,并在《人民日報》頭版頭條上發表了:《〈三上桃峰〉是一大冤案》的平反文章。幾天后,山西省委接到中央的正式文件,于1978年9月11日,在太原召開了四千余人大會,宣讀中共中央為《三上桃峰》平反的52號文件,還宣讀了山西省委為《三上桃峰》平反的決定。

  “四人幫”強加給《三上桃峰》的罪名,純屬誣陷捏造,據后來查清的事實是:《一匹馬》通訊所歌頌的是河北省撫寧縣劉義莊和大劉莊兩個大隊發生的故事,與王光美同志蹲點的桃園大隊毫無關系,就因為劇本的初名是《三下桃園》,桃園是王光美同志搞過“四清”的地方,“四人幫”就抓住桃園兩字,栽贓陷害,制造冤案,掀起一場全國性的“政治風暴”,企圖達到篡黨奪權的反革命目的。善良正義的人們都蒙在鼓里,誰又能想到是一場大陰謀呢!

  《三上桃峰》事件于1974年初,在北京被揭批,至1978年秋,黨中央和山西省委給平反,近五年的時間。痛定思痛,但愿從坎坷的經歷中悟出點有益的哲理,以史為鑒,我相信參與此事件的人們,大家都能從中吸取到教訓。(作者:賈克)

  (來源:中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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