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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文光

  耿文光(1830—?),字星垣,一字斗垣,自字酉山,號蘇溪漁隱,山西靈石蘇溪村人。
  耿文光的一生是在藏書、讀書、教書、著書中度過的,由此造就了他在目錄學上的突出成就。耿文光出生于一個“多藏書,兼設書肆”的家庭,受家風熏染,自幼即好書籍。“有負書售者,期必得而后已”。加之其父嚴于育子,使得耿文光自小便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但由于他視時文為小道,不肯留意,所以屢困科場,久不得意,直到同治元年耿文光三十三歲時才遇改元恩科,得中舉人。光緒十五年耿文光六十歲時,山西學政王廷相以其學行優異,保舉知縣,耿文光以年老辭而不受。科場的失敗并未給耿文光沉重的打擊,他受其父耿耿州“慎交游,甘淡泊,讀古書,求秘本”的訓導,以此作為自己一生偉人、治學的宗旨。其父故后,耿文光更是以購書為事,使得家藏萬卷。他得以博覽群書,從而專攻目錄,著書甚豐。
  清代是中國古典目錄學的鼎盛階段,名家輩出,成就斐然。而私家目錄大興則是清代一個有別于以往的突出特點。正是在這樣的學術氣氛中,耿文光博采眾長、潛心鉆研,在目錄學的理論和實踐方面都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貢獻。首先在編制目錄的指導思想上,他突破了明清一些藏書家編目只是為了“炫耀版本”、“夸多斗靡”的弊病,明確指出目錄學的主要任務在于指導讀書,因而就書籍內容、作者學術成就、師授淵源來闡明學術源流、區別學科范圍。在圖書分類上,他基本遵循《四庫全書總目》的分類,同時又將金石、譜牒專立。他還充分發揮互著與別裁在分類著錄中的輔助作用,以加注的形式起到了互注與別裁的作用。此外在取舍標準上,他堅持學術性。而同時又十分注重收采著錄與民生有益的實用性書籍。在針對異本時,正其脫、訛、衍、倒。這些獨到之處使得他的目錄學因而具有了十分重要的參考價值。他一生的主要著作是《金石書目(四卷)》、《醫學書目》、《仁靜堂書目(八冊)》、《目錄學(二十卷)》、《萬卷精華樓藏書記(一百四十六卷)》、《紫玉函書目》、《蘇溪漁隱讀書譜(四卷)》,此外尚有許多尚未整理成書的手稿,然大多未能刊印。其最見功力的當屬《萬卷精華樓藏書記》。關于此書的寫作時間及過程,據其序云“創始于光緒元年七月,斷手于十四年三月,凡十閱寒暑,四易稿而成”。然其以后又幾增幾易,,反復修訂,他的這部晚年精作當歷時約三十余年。其書仿《四庫全書總目》之例,按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法編排,但子目略有不同。《藏書記》共四十六類,共錄書籍二千二百六十六種,厘為一百四十六卷,是清代繼《四庫全書總目》之后第一部大型綜合性提要式書目。這樣的宏篇巨作,僅以個人能力所纂便不能不令人折服。
  除此而外,耿文光還是一位富有實踐經驗的教育家。他的有關讀書治學的理論與實踐為后世提供了許多可資借鑒的寶貴經驗。他提倡勤奮好學、博采眾長、溫故知新和教學相長等都是極為有效的學習方法,這對開啟蒙童、指引后學很有裨益。具體到讀史方面,他主張將目錄、職官、年代、地理作為治史的四把鑰匙,這與當代學者的想法不謀而合。他注重知識的靈活掌握,反對死讀書。并在“經世致用”思潮的影響下,反對空疏,要求避開門戶之見而吸收其長。這確實是比較開明的做法。
  當然,作為封建正統觀念極深的儒家知識分子,他的思想并未敢走的太遠,僅僅是在不離經叛道、不借古諷今基礎上的。故而他的種種努力,都是作為一個知識分子在封建統治者允許的范圍內的有限嘗試,對于明代進步思想家李贄不以孔子是非為是非和小說家蒲松齡托鬼怪諷當世的做法便不能理解,而大加指責和批判。但其在目錄學上的成就確是不容抹殺的。他“藏書宏富,著書等身”卻不以此自矜,淡泊名利倒是一個學者應有的風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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