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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遠流長的山西商業資本]

  一、山西商人的足跡遍布全國

  山西商人,尤其是首創中國歷史上票號的山西票號商人,商路遙遠,匯通天下,曾在中國歷史上顯赫一時。直至如今還傳頌著“山西人善于經商、善于理財”的佳話。

  山西商人的活躍,古代文獻多有記載,到明代已在全國享有盛譽。清代初期,山西商人的貨幣經營資本逐步形成,不僅壟斷了中國北方貿易和資金調度,而且插足于整個亞洲地區,甚至把觸角伸向歐洲市場,從南自香港、加爾各答,北到伊爾庫茨克、西伯利亞、莫斯科、彼得堡,東起大坂、神戶、長崎、仁川,西到塔爾巴哈臺、伊犁、喀什噶爾,都留下了山西商人的足跡。有些商人甚至能用蒙古語、哈薩克語、維吾爾語、俄語同北方少數民族和俄國人對答如流。可以說,從蒙古草原上的駱駝商隊,到吳淞口正在出海的商船,都有山西人在計價核算,從呼倫貝爾的醋味,到貴州茅臺的酒香,都有山西人在釀造叫賣。無怪有人說:“凡是有雞鳴狗叫的地方,都有山西人”。山西商人活動過的地方遺址,至今到處可以看到:甘肅的老西廟、新疆的古城塔,昆明金殿的銅鼎、江蘇揚州的亢園、安徽毫州的花戲樓,大都是山西商人創建的;安徽雉河集(渦陽)的山西會館,曾經是捻軍起義的發源地;著名的貴州茅臺酒是1704年山西鹽商雇杏花村汾酒廠工人和當地釀造工人共同首創的。以山西商人字號命名的城市街巷,至今猶存:張家口的日升昌巷、包頭的復盛西巷、外蒙古科布多的大盛魁街、呼和浩特的定襄巷、寧武巷等等,無怪在東北流傳著“先有曹家號,后有朝陽縣”,在內蒙流傳著“先有復盛西,后有包頭城”,在西北流傳著“先有晉益老,后有西寧城”的諺語。山西商人經商的地域之廣,人數之多,確實是相當可觀的。

  二、山西商品經營資本的發展

  山西商業資本開始的時間很早。先秦時代晉南一帶就有了商業交易活動。晉文公稱霸時,榆次、安邑就已成為有名的商業集鎮。秦漢時代,太原、平陸、平遙、汾陽等地已成為重要商品集散市場。唐朝定太原為北京,使太原城成為商業繁華的有名城市,韓愈形容當時的太原是“朗朗聞街鼓,晨起似朝時”。盡管如此,這一時期的山西商人還沒有一定組織和突出的地位。

  到了宋代,山西商人與徽州商人并稱,成為當時中國商業的中堅力量。北宋王朝所需要的戰馬大多數依靠北方的遼來供應,遼也急需要宋的手工業制造品。據歷史文獻記載,宋朝慶歷年間(公元1041——1048年),宋王朝出藏絹2000多匹在山西岢嵐買馬,又出絹 30000多匹在山西各州府買馬,非官方的民間貿易更是頻繁。《馬可·波羅游記》中寫著:“從太原到平陽(臨汾)這一帶的商人遍及全國各地,獲得巨額利潤”。

  從明代到清代初年,山西商人勢力得到進一步發展。明代全國較大的商業城市有33個,山西就有太原、平陽、蒲州(永濟)三處。這時,山西商人的資本積累已相當可觀: “平陽、澤、潞富豪甲天下,非數十萬不稱富”。明代末年,山西商人已進入了東北地區,1618年努爾哈赤占領撫順時,對在撫順的山西等地的大商人寫了“七大恨”,命令他們退回山海關內,可見當時山西商人已經和后金進行著貿易活動。清兵入關后,蒙古地區歸入清王朝統治,歸代城商業開始蒸蒸日上。康熙中年,山西商人進入外蒙古草原貿易。從此,東北的松遼平原和內外蒙古草原,就成為山西商人販運貿易的新市場。當時,蒙漢貿易必須經過張家口和殺虎口(后改歸化城),俗稱東口和西口。張家口的八大家名商都是山西人,其中最大的企業是祁縣人范家開設的“興隆魁”,這個商業性的企業有職員 290多人(有的則說共有職員1000人左右),是清代中國對外蒙和俄國貿易的第二大型企業。

  在對蒙貿易的西口——殺虎口,山西的行商經常在大青山和西營一帶貿易,并得到清政府的特殊照顧,獲得了很高的利潤。

  這些行商會說蒙語的被稱為“通事行”,其中最大的“通事行”就是山西人開辦的“大盛魁”,從業人員達六、七千人,人們曾形容“大盛魁”的財產能用五十兩重的銀元寶從庫倫到北京鋪一條路。在寧夏,著名的大商號多是萬榮、平遙、榆次、臨猗一帶的山西商人開辦,寧夏的名藥材枸杞半數掌握在山西人開的“慶泰亨”手中。在青海,山西商人以西寧為根據地活動于各州縣。在北京,糧食米面行多是祁縣人經營;油鹽酒店多是襄陵人經營;紙張商店,多是臨汾和襄陵人經營;布行多為翼城人經營,鮮魚口以西有布巷,全為翼城人;北京至今留有招牌的大商號“都一處”、“六必居”、“樂仁堂”等都是浮山、臨汾等山西商人首創和經營。此外,山西商人還到四川、云南、貴州、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廣東等地貿易和經商。廣州的濠畔街,多數房子是山西商人修建的。“廣生遠”、“廣懋興”、“廣益義”等實際都是山西人在廣州開設的企業。由海上出口茶葉,比如運往印尼的茶,都是由山西人在產地收購,運往廣州,由潮幫商人從山西商人手中購進再轉運南洋的。至于長江中下游一帶,揚州的鹽商、江西和福建和茶商以及由長江口出海與日本的貿易,也數山西人最為活躍。

  除了國內貿易外,山西商人還開拓了國外市場,我國從陸路對俄貿易最早最多的是山西人,在莫斯科、彼得堡等十多個俄國城市,都有過山西人開辦的商號或分號。在朝鮮、日本,山西商人的貿易也很活躍,榆次常家從中國輸出夏布,從朝鮮輸入人參,被稱作“人參財主”;介休范家,幾乎壟斷了對日本的生銅進口和百貨輸出。在清朝統治期間,能夠興旺發達二百余年的商業世家,最有名的是:榆次的常家、聶家、太谷的曹家,祁縣的喬家、渠家,平遙的李家,介休的侯家、冀家,臨汾的亢家,萬榮的潘家,陽城的楊家等等。他們既是大商人、大高利貸者,又是大地主,都擁有極為雄厚的資本。

  三、“匯通天下”的山西票號

  山西商人資本中的貨幣經營資本形式,最著名的是票號。票號又叫票莊或匯兌莊,是一種專門經營匯兌業務的金融機構。在票號產生以前,商人外出采購和貿易全要靠現銀支付,在外地賺了錢捎寄老家也得靠專門的鏢局把現銀運送回去,不僅開支很大,費時誤事,而且經常發生差錯。這就迫使外出經商的山西商人不得不尋求新的辦法。相傳平遙縣“西玉成顏料莊”在北京、天津、四川等地都設有分莊,總經理叫雷履泰。“西玉成”北京分莊經常為在北京的山西同鄉辦理北京與平遙、四川或天津之間的現金兌撥。比如平遙商人在北京把現金交給“西玉成”,那么“西玉成”北就分莊就寫信給平遙“西玉成”總號,讓匯款人在平遙領取現金。這種異地撥兌,開始只限于在親朋好友之間進行,并不收費。后來,要求撥兌的人越來越多,在雙方同意的原則下,出一定手續費就可辦理。這位雷經理很聰明,發現這是一個生財之道,于是改設“日升昌”,兼營匯兌業務,果然營業很旺盛。接著,他就放棄了顏料生意,專門經營匯兌業務,這就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家票號。以后,他們調查了山西商人貿易的地點,選派精悍的伙伴,先后在天津、張家口、沈陽、蘇州、上海、廈門、廣州、桂林、重慶、長沙等地開設匯兌分號招攬生意。由于這種匯兌在此處交款,彼處用錢,手續簡單,使用方便,所以除山西商人和其他地方商人匯款以外,還有政府及官員來托辦匯兌事宜。隨著資本的增加,通匯地點越來越大,利潤也越來越多。接著又吸收現款,發放貸款,“日升昌”的生意一派興旺。看到這種景象,山西商人紛紛學習“日升昌”的經驗,投資票號,從而形成了著名的山西票號。到鴉片戰爭前夕,山西票號大約有八家。鴉片戰爭后的十年內,僅日升昌、蔚豐厚、日新中三家山西票號在各地設立的分支機構就有35處,分布在全國23個城市。他們除專門經營匯兌業務外,還兼營存款、放款業務,并把匯兌、存款和放款結合起來,利用承匯期,占用客戶的現金放高利貸,得到了很高的利潤。

  據史料記載,1847年末,山西票號蔚泰厚蘇州分號已有存款(白銀)36000兩,放款80000兩,1850年,日新中北京分號有存款近37000兩,放款近70000兩。太平天國起義后,清政府的財政更加困難,山西票號也由起初為封建商人服務轉向清政府。為了承攬清政府對外活動款項匯兌等國際業務,票號商人在國外設立分支機構,祁縣合盛元票號總經理賀洪如于1907年在日本神戶、東京、橫濱、大坂都開設分支機構,平遙的永泰裕票號在印度加爾各答開設分號。此時的山西票號真可說是“生意興隆通四海,財源茂盛達三江”了。

  四、山西商人對中國金融貿易史的貢獻

  一、山西商人資本的發展,不僅使山西商人聚集了大量的貨幣資財,讓白銀源源不斷地流回家鄉,而且促進了山西手工業的發展,促進了全國商品物資的交流,加快了中國自然經濟解體和商品經濟發展的進程。清乾隆年間,山西商人王廷煜投資開采銅礦,劉永和投資開采龍門煤礦,使商業資本轉化為產業資本。明朝官營解鹽生產,征發鹽戶到鹽池服役做工,叫做“鹽丁”。鹽丁另立戶籍,世代相起,實際上是封建國家的工奴,生活痛苦萬狀,經常抗工逃亡,生產效率極低,這表明落后的生產關系已經不能適應生產力發展的需要。1648年,清政府廢除“鹽丁”制,把解鹽生產改官營為民營,交給商人自行澆曬。第二年又把鹽池分為五百一十三號,規定一戶商人經營一號,逐一登記。這種經營解鹽生產的“坐商”,自籌資金,雇人撈鹽,每產鹽一百引(二百四十斛為一引),其中七十引要納稅,一引折合白銀三錢二分,另外三十引不納稅,抵作商人工本費。坐商對鹽池雖然沒有所有權,但是卻有占有權和使用權,他們只要向政府納稅,就可獲得一號鹽池,經營生產。坐商雇傭工人的工資,以其技術高低來決定,按年支付,實際上已構成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坐商就是早期的資本家,鹽工則就是近代鹽池產業工人的前身。當時,鹽池有 20000多名工人,生產規模巨大,超過了歐洲早期資本主義工場手工業的水平。從明朝官辦,“鹽工”逃亡,到坐商經營,“居民踴躍赴工”看,這是一個深刻的歷史性轉變,顯示出新的生產關系適應和促進生產力發展的積極作用。

  二、造就了一代理財人物。山西商人資本不論是商品經營資本還是貨幣經營資本,一般都不是資本的擁有者(即商業資本家)直接從事經營活動,多數是由財東(商業資本家)出白銀若干,委托一個自己信賴的、精明能干的人當掌柜(相當于經理),從事某項經營活動。財東把資金運用權、人員調配權、業務經營權交給掌柜,獨立自主地從事經營活動。定期結帳一次,由掌柜向財東匯報經營成果。如果財東滿意,就繼續任用,財東信不過就可以辭退。這種資本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實行經理負責制的方式,再加上以后實行的人身股制度,促使經營者工作不敢懈怠,把職工的利益和企業的利益結合在一起,促進了管理人才的出現,提高了經營效益,這在中國企業史上是有積極意義的。

  三、舍得智力投資,舉辦商人職業教育。早在元代,運城鹽池就設有鹽商子弟學校,叫做“運城鹽運使司學”。清代在包頭城,也有山西商人自辦的子弟學校。馳名中外的旅蒙商“大盛魁”商號,在外蒙古的科布多設有本企業的訓練機構,從晉中招收十五、六歲的男青年,騎駱駝經過歸化、庫倫到科布多接受蒙語、俄語、哈薩克語、維吾爾語及商業常識的訓練,一般為半年,然后分配到各分號,跟隨老職工學習業務。這種重視提高職工業務素質的辦法,就是現在來看,也是很有遠見卓識的。

  四、首先創造了民間匯兌業務、轉帳和清算中心,首先創造了類似中央銀行的同業公會,都顯示了山西商人的精明能干和創造能力。山西商人,最先打入國際金融市場,表現了他們敢于向新的領域開拓的風姿。學習這段歷史,我們可以看到,山西人并不一向就是那么封閉落后,因循保守。明清時代,敢于遠離家鄉,開拓致富的山西商人,并不比沿海一帶的商人遜色。在發展現代經濟的今天,學習這段歷史,反思我省由開拓走向封閉的歷史經驗和教訓,對于振興山西經濟,建設美麗的家鄉是很有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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